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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評
“修昔底德陷阱”中的不對稱競爭戰略
2019-04-16 22:07:00

  “修昔底德陷阱”中的不對稱競爭戰略

  肖河 蒙克

  修昔底德陷阱”的本質是守成大國與崛起大國的特殊安全困境。在同一“修昔底德陷阱”中,守成大國和崛起大國在安全競爭中的行為很可能是不對稱的,守成大國更容易通過不對稱競爭恢復、維持和擴大長期優勢。在守成大國采取減少軍備投入與遏制相結合的不對稱競爭策略時,崛起大國應當在發展潛力上內向進取,避免在安全與發展上的全面突進。

  一、“修昔底德陷阱”的改進與檢驗

  中國學界對“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及其背后所蘊含之邏輯的回應不可謂不多。究其原因,在于其最重要的使用者格拉漢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借用雅典和斯巴達在古典時期的競爭來比喻現在的中美關系。在他看來,分別作為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的中國與美國正如伯羅奔尼撒戰爭前的雅典與斯巴達、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德國與英國,因前者試圖取代后者、后者恐懼前者而導致戰爭的可能性比“已經認識到的要大得多”。而要避免這一沖突,則需要雙方在觀念和行動上做出“任何人都還沒做到過的根本轉變”。[1]針對中美“正在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論斷,中國學界主要從兩種路徑加以回應。其中,主流路徑是“就事論事”、單獨檢驗當前中美關系是否適用于“修昔底德陷阱”。其中,正面路徑是在單元層次上強調中國的文化和政策特性、以“中國的對外政策和對外行為表明中國并沒有運用武力推翻現行世界秩序的意圖”,[2]在體系層次上則強調全球化和國際社會的形成、經濟相互依賴、集體安全體系、核武器、網絡時代信息的高度透明對國家的預期和行為的改變。[3]它們共同決定了這一概念不適用于中美關系和當今時代。反面路徑則是質疑雅典和斯巴達的競爭關系的普遍可比性,甚至進一步否定更加冒進、更愿意推行帝國主義政策的雅典的崛起大國身份。[4]這兩種方法的根本出發點都是要縮減甚至是否定“修昔底德陷阱”的學理價值。

  對“修昔底德陷阱”的另一種回應則觸及其邏輯的作用機制,那就是守成大國對崛起大國的恐懼是否是有條件的,以及這種恐懼是否一定會導向戰爭。這一回應可以被看作對原有概念的改進和深化,挖掘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學理潛力,也是國際學界在大國沖突領域推進研究的主流方向,但是相對而言中國學界沿著這一路徑推進的研究卻為數不多。在崛起大國觸發守成大國恐懼的因素分析上,相關研究提出的答案主要是兩國在單元層面上的制度距離,借用和追隨了戴維·阿普特(David Apter)和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關注國家類型[5]和國內政治聯盟[6]的研究路徑。這類研究指出“現代國家國內政治模式及其對外戰略選擇出現了明顯差異,反映到國際戰略互動上,體現為不同崛起國對于特定國際體系的改變程度及其對外行為的進攻性程度截然不同”。[7]只有當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屬于不同類型(例如世俗一自由、威權和神圣一集體模式國家),兩者才會因國際目標上的差異引發相互間的敵意和恐懼,才可能進一步引發權力轉移戰爭。其中,世俗—自由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神圣—集體國家最容易引發戰爭,威權國家則處于中間位置。[8]這種分析思路雖然與改進后的民主和平論基本一致:民主國家厭惡戰爭本身,而是不愿意與其他民主國家交戰;其機制也不是出于對戰爭成本和社會福利的考慮,而是民主國家間不會將彼此視為威脅和恐懼來源。[9]歸納而言,這一譜系的研究指明守成大國會對崛起大國擁有差異性認知。

  除了針對崛起帶來恐懼的“上半”機制外,對“修昔底德陷阱”的回應還涉及恐懼導致戰爭的“下半”機制。就目前國內外的研究而言,主流觀點大體上開始認為處于“守勢”國家的恐懼及其預防性戰爭應當為大國間沖突承擔主要責任。例如,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新研究就指出引發此次世界大戰的最重要變量就是德國對迅速工業化的俄國的恐懼,因而寧可選擇在1914年進行一場預防性戰爭。[10]在該研究領域,戴爾·科普蘭(Dale C. Copeland)專門建立了一套動態差異理論,指出了將恐懼轉化為戰爭的兩項重要的內外條件——守成大國衰落的性質和國際體系的極性。他指出無論是在兩極還是多極體系中,衰退的守成大國最容易發動戰爭。而當這種衰退體現在經濟力量和整體潛力,同時多極化程度更低(潛在的競爭對手越少)時,它們發動預防性戰爭的概率就越大。[11]羅伯特·鮑威爾(Robert Powell)則用博弈論證明守成國對自身衰落的預期極為關鍵。在持續衰落的預期下,綏靖只會導致其未來在更不利的情況下面對崛起國,因此將促使守成國更堅決地加以反制。相反,則有利于守成國多做讓步。[12]除了對衰落的預期和極性之外,守成和崛起大國的力量對比也被廣泛視作觸發預防性戰爭的重要條件。例如,存在一個容易“觸發戰爭”的力量對比閾值(80%~120%),一旦崛起大國借助各種機會窗口越過這一階段,出于成本和能力的考慮,守成大國的恐懼雖然不會減弱,但是不大可能再發動預防性戰爭。[13]這也符合政治心理學的解釋,那就是當威脅明顯超過解決能力的時候,國家對威脅的感知反而會更加遲鈍,更傾向于采取綏靖政策。[14]

  更進一步,無論是對當前實力對比的評估還是未來實力對比的預期,在理性戰爭理論來看仍然并非是觸發戰爭的充分條件。這一理論主張無論戰爭勝負損益如何,戰爭本身都會帶來絕對損失,因而國家都能夠通過協議來獲得比戰爭更好的結果。只是因為信息的不對稱、承諾難題的存在以及爭奪利益的不可分割性等體系結構因素,才使得國家偏好先發制人或者預防性戰爭。[15]在上述三個因素中,承諾問題長期以來得到了更多的重視和研究。托馬斯·謝林(Thomas C. Schelling)很早就在其博弈論名著《沖突的戰略》一書中指出,承諾的可靠性在相當程度上來自于行為體對自身選擇能力的約束,這種約束越剛性、越難以逆轉,其可靠性就越強。[16]而對于自我約束,約翰·伊肯伯里(G. JohmIkenberry)則指出,在國家間實力差距越懸殊的時候,處于頂點的霸權國才更愿意自我約束,限制自身的實力行使來換取與其他國家的制度性協議。因為此時用制度化的長期收益代替短期利益的機會成本最低。[17]

  正如以上諸多關于約束、承諾、戰爭和恐懼的理論所展現的那樣,“修昔底德陷阱”的論述實際上蘊含著非常豐富的學術價值。進一步檢驗和改進這一論述也比試圖將其過于簡單地證偽更有意義。事實上,無論中美是否走向戰爭,都無法充分證實或者證偽“修昔底德陷阱”。這是因為艾利森雖然沒有清晰地構建從新興大國崛起、守成大國恐懼到預防性戰爭的復雜作用機制,但是他對歷史案例的歸納中也明示了這一因果鏈條的激活是有條件的,但是并未試圖總結這些條件是什么。相反,他引用厄內斯特梅(Ernest May)的說法指出歷史案例之間的不同點遠多于相同點,都是獨一無二的。[18]換言之,每一次守成大國和崛起大國之間的戰爭或者競爭都是一個只有“原因”的社會結果,而不是可以找到清晰“理由”的行動。[19]以此而言,艾利森本人拒絕了進一步將“修昔底德陷阱”由概念和邏輯假設發展成一套理論。但是正如上述諸多論述所展示的那樣,實際上這一概念與很多更為緊密的國際關系理論密切相聯,可謂構成了一個理論群。它們既豐富了我們對“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解,又為進一步的理論檢驗和改進提供了方向。而本文正是試圖用新的視角來檢驗這一邏輯鏈條中的若干組成部分,以獲得關于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在激烈安全競爭中行為的新知識。

  本文認為“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前半部分——守成大國對在單元屬性層面存在很大差異的崛起大國感到恐懼已經得到了諸多理論的驗證,但是前者基于這種恐懼會做出何種反應卻仍有待分析。事實上,艾利森版的“修昔底德陷阱”遭到質疑最多的部分就是守成大國會以預防性戰爭作為回應,因為這明顯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大國無戰爭”的現實趨勢相悖。[20]大部分觀點認為,即使中美走向全面對抗,也不大可能會以大規模戰爭的方式進行,而更可能是圍繞聲望和爭奪盟友進行的持久對峙。有的研究干脆將造成這一冷戰式結果的機制另稱為“丘吉爾陷阱(Churchill trap)”。[21]總體來說,“修昔底德陷阱”夸大了恐懼和先發制人會引發戰爭的風險,與夸大戰爭風險相對應的是對“新冷戰”之危害的重視不足。當然,這是由艾利森不自覺地從守成大國的立場來思考所決定的。從美國的視角看,冷戰式的對抗確實可以被稱作是成功的“長和平”,在這一過程中不僅沒有發生會帶來重大損害的戰爭,還實現了國際關系朝著有利于美國的“漸次演進”,因此可能確實是一個“難得且美好”的和平時期。[22]因而,將美蘇關系歸類于四個和平案例之中并無不妥。但是如果從蘇聯的角度來看,結論就并非如此了。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崛起大國而言,緊張的對抗環境很容易導致資源的錯配和最終的崛起失敗。[23]因而,美英式的和平與美蘇式的和平存在根本差異。考慮到被稱為“冷戰”的高度緊張的長期對峙既是未來的敘事主軸,又會對崛起大國和國際體系帶來重大影響,本文將用軍備競賽為指標的大國對峙代替戰爭,來改進“修昔底德陷阱”的邏輯。此外,在檢驗這一新的邏輯機制時,本文將把艾利森式的歷史案例研究與定量分析相結合,以增強結論的普遍性。更有趣的是,在改進和檢驗后,本文發現雖然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處于同一“互相恐懼”的關系之中,但是兩者的策略選擇和行為卻存在與以往研究結論所不同的顯著差異。

  二、守成與崛起大國的策略差異

  跟隨當前國際關系研究與大數據相結合的創新趨勢,[24]本節匹配并合并多個主流國際政治研究數據集,[25]用《戰爭相關因素數據庫》(Correlates of War)所認定的所有參與過霸權爭奪的大國(詳見表1)[26]在過去兩百年(1816-2012)的歷史面板數據(panel data),分別從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的視角來檢驗改進后的“修昔底德陷阱”的邏輯——即守成大國對崛起大國的恐懼是否會引發兩者間的大國對峙。

  所謂守成大國,本文將其操作化為每個歷史時期綜合國力(具體測量和數據來源詳見表1)排名世界第一的國家;而崛起大國則是其余有潛力對守成大國地位構成挑戰的世界性或區域性大國。如前所述,本文聚焦于以軍備競賽為指征的大國對峙,希望考察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間相對實力的消長是否會對二者的軍事備戰行為造成影響。因此,在本節的回歸分析中,自變量是崛起國與守成國在綜合國力上的差距,因變量則是一國軍事開支占其國民生產總值(GDP)的百分比。換言之,我們需要估計以下回歸方程:

  其中i表示國家(i=1,2,3,…,14),t表示年份(t=1816,1961,…,2010),是誤差項。是一系列控制變量,除了國家和年份啞變量之外,還包括可能影響軍事支出的其它主要因素。首先,根據民主和平論,民主政體能夠遏制一國政府或其領導者的軍事擴張政策,因此一國的民主程度可能與其軍事開支間將呈現負相關關系。其次,一國的軍事動員程度(例如為應對主要戰爭進行的全民征兵)會推高軍事支出,因此前者對后者應帶來正向影響。再次,一國能夠投入至軍事和安全領域的資源依賴于其經濟發展水平,因此后者應作為控制變量進入回歸方程。最后,過去的軍事開支很明顯會影響當期的軍事支出,因此我們還需控制住軍事開支的滯后一期。表2報告了定量分析所使用的變量的測量方法和數據來源。

  本文選用調整了異方差和一階自回歸的面板修正標準誤(Panel-Corrected-Standard-Error,簡稱PCSE)作為基準模型的估計方法,[27]并將隨機效應估計量用于穩健性檢驗。本文的回歸分析將分別從“修昔底德陷阱”中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兩個角度來進行。首先,我們只對過去兩百年的各個崛起大國(即綜合國力排名不是世界第一的世界性或區域性強國)的數據進行分析。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模型1.1控制住了時間和國家啞變量以及因變量的一階滯后,只包含主要的自變量——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的綜合國力接近程度,其與因變量——軍事開支占GDP的比重顯著地正相關。這一結果在模型1.2將所有的控制變量都包括之后也仍然存在。這意味著崛起大國在綜合國力上越接近守成大國,那么它在安全領域的支出也就越多。換言之,在以軍備競賽為特征的大國對峙的意義上,“修昔底德陷阱”在崛起大國的視角下得到了支持。

    表4對上述結果進行了穩健性檢驗。模型1.3和1.4的估計方法仍然是PCSE,但更換了自變量的衡量方法——前者采用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的綜合國力相減之后的差值,后者采用兩國在GDP總量上的差值。[28]兩種測量方法的結果都與表2一致:崛起大國的實力(不管是以綜合國力還是經濟體量來衡量)與守成大國的差距越大,那么其在軍事安全上的開支就越少。從模型1.5到1.7,我們使用了另一個估計方法——隨機效應估計量,[29]并且使用了三種不同的方法來測量自變量,都得到了相同的結果:對于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實力差距的縮小,會刺激其將更多的資源投入到安全領域。由此可見,“修昔底德陷阱”雖然沒有明言崛起大國會對守成大國的恐懼做出何種反應,但是暗示的安全困境的邏輯在崛起國視角下確實存在。

  表4 崛起國:國力接近與軍事開支——穩健性檢驗

  在實證分析了崛起大國在安全領域的行為之后,我們將視野轉向守成大國。從這一角度出發,我們將看到與“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論預期完全不同的行為模式。在此,自變量和因變量仍然與之前對崛起大國的分析相同,但包含在回歸方程中的樣本則從所有的崛起大國變成了過去兩百年間所有綜合國力曾排名世界第一的守成大國(主要是英國、美國和蘇聯)。由于每一年都只能有一個國家能成為世界第一,所以這時的數據結構就不再是一系列國家對應相同年份的面板數據,而是混合數據(pool data)。因此,我們選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簡稱OLS)來進行估計。相應地,自變量是守成大國與排名第二的崛起大國之間的實力對比情況,因變量是守成大國的軍事開支占其GDP的比重。

  表5報告了回歸結果。模型2.1是完整的基準模型,包括了所有的控制變量和國家啞變量。可以看到,排名第二的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在綜合國力上的接近程度與后者的軍事支出顯著地負相關。這就是說,當面對著一個在綜合國力上逐漸逼近自己的崛起大國時,守成大國選擇的不是如“修昔底德陷阱”所預期的積極擴充軍備,而是恰恰相反,減少在安全防務上的支出。這一結果在模型2.2使用了穩健標準誤、模型2.3和2.4分別使用了其它的自變量衡量方式之后,仍然穩健。結合之前對崛起大國的分析我們看到,崛起大國的行為雖然符合“修昔底德陷阱”的預期,但守成大國的行為卻呈現出與其理論推斷完全相反的模式。這就是本文標題的題中之義:“修昔底德陷阱”中競爭雙方行為的不對稱性。同時,我們的實證發現還能與民主和平論展開對話。不管對于崛起大國還是守成大國,民主程度對其軍事支出的影響都不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參見表3、4和5)。雖然出現這種情況可能是由于數據上的原因,[30]但這一結果仍然提出了一個可供未來研究思考的議題:當國家間進行軍備競賽時,大國在國際體系中所處于的特殊甚至是極端的地位(如作為有能力參與世界霸權競爭的崛起國和已成為世界第一的守成國),是否會使得現實主義邏輯掩蓋自由主義所強調的民主制度,將大國間關系蒙上米爾斯海默筆下不可避免的悲劇色彩?綜合以上討論可以推知,在解釋以軍備競爭為特征的國家間對峙上,“修昔底德陷阱”的解釋力主要存在于崛起大國,而非綜合實力世界排名第一的守成國。而民主和平論則對于這兩類國家的軍備競爭行為的解釋力都很有限。這一發現的政策意義在于,依賴“修昔底德陷阱”或民主和平論來對守成大國的戰略行為進行預測并制定對策,也許不是最明智的選擇。

  表5 守成國:國力接近與軍事開支

  ……

  從這些定量分析中,我們驗證了以長期軍備競賽代替短期預防性戰爭的改進版的“修昔底德陷阱”,其中最有趣的發現是守成大國在面對崛起大國的軍備競爭時并沒有如現有理論預期的那樣采取類似的軍備回應。而事實上,對等的軍備競賽還只是既有理論中所設想的較為溫和的回應。之所以出現這一差距,是因為既有理論是在靜態地考慮相對衰退的預期,認為其要么是可逆轉的,要么是不可逆轉的,兩者之間不可能互相轉化。它們主張決定國家潛在力量增長的主要是領土和人口規模等短期內不可改變的要素。因此,受困于“不可逆的”相對衰落的國家就只能在軍備競賽、引發危機迫使對方讓步、發動預防性戰爭和徹底和解之間做出選擇。[31]但是事實上,不僅僅是守成大國,任何一個國家在面臨相對衰落的處境和預期時,都很容易判斷出軍備競賽所代表的內部汲取(internal extraction)只會惡化當前局面,相反致力于提高發展潛力的內部動員(internal mobilization)才是最合理的反應。[32]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會通過工業趕超、提高對國內和國際市場的利用效率或者綜合運用兩重方式來改善經濟基礎。[33]因此,守成大國完全可以做出發動戰爭、軍備競賽與和解之外的選擇,那就是綜合利用內部改革和非軍事手段來遏制崛起大國,在不將更多資源轉化為軍事能力(甚至是削減)的情況下推動進攻性政策。

  此外,在現實和歷史中,通常是崛起大國而非守成大國更容易認為力量對比正在發生不可逆轉的不利變化。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日本。對日本而言,它認為自身的迅速發展并不能抵消美國的既有優勢,因此時而謀求有利的國際協定,“鎖死”某種軍事力量對比,時而是以加速衰退為代價兌現既有軍事力量,亦即擴軍和備戰。[34]對德國而言這種感知和現實之間的差距就更為明顯,現實中德國在工業、科技和貿易等關鍵領域發展迅速,可以說“如果和平得以維系,德國會自然成為歐洲的主宰”。但是英國、法國、俄羅斯等國針對德國的內外部制衡卻使得德國產生了和平對自身總體不利的認識。[35]而相對于崛起大國,守成大國由于既有的優勢和經驗,反而更愿意相信自身有能力通過國內措施來扭轉力量對比上的劣勢。例如,面對冷戰中蘇聯咄咄逼人的上升態勢,美國就始終相信長期來看優勢是站在美國一邊。因此無論外部威脅看上去有多危險,美國都只會運用有限的資源與其對抗。在美國的主流決策者看來,在蘇聯的有意誘導下的資源破產才是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36]因此,即使是在蘇聯不斷取得技術突破、美蘇差距不斷縮小的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時代,白宮也從未將在“有利條件”下與蘇聯的軍事攤牌或者軍備競爭作為冷戰的“主題”。相反,美國始終在積極利用核武器、顛覆行動、對第三世界的援助等替代措施減少總體軍事開支。[37]而在核武器、經濟相互依賴和全球化的時代,環境因素更有利于促使守成大國做出這一選擇。

  因此,守成大國和崛起大國在面對彼此相對實力接近以及隨之而來的更具對抗性的互動時,很可能會對同一事實做出不同傾向的解讀。崛起大國容易在力量接近時因為外部的反應而產生自己處境正在相對惡化的感知,因而采取軍備甚至戰爭策略;但是守成大國基于既有的優勢更容易認為當前的實力接近是可以逆轉的,應當將逆轉長期趨勢作為主要目標,因而反而會削減軍備。簡而言之,面對同一“增量”,各國在國際力量對比中的不同“存量”是有意義的,它們會影響各國對增量的感知,進而導向不同的行為。

  三、展示案例:早期冷戰和近十年中的守成大國

  在提出了關于守成大國為何會在與首要競爭者的實力差距縮小時縮減軍備開支的邏輯解釋后,這一部分將通過案例展示這一邏輯的具體表現。在案例上,本文選擇了1945年—1950年早期冷戰中的美蘇關系和2010年-2017年的美中關系。選擇前者是因為這一時期的美蘇關系處于有核時代和兩極體系,其結構環境與當今和今后的較為相似。同時,冷戰早期雙方尚未就彼此間的互動模式形成中后期的穩定范式和預期,[38]雙方對于對方意圖的判斷均難以確定,雙方矛盾尖銳而充滿不確定性。在這一案例中,美蘇兩國具備落入安全困境和螺旋軍備陷阱的“完美條件”,因此美國作為守成大國削減軍備的反常行為更能展示上述邏輯的說服力。選擇后一案例則一方面是為了最大程度地提高該研究的現實政策意義,揭示自獲取世界霸權以來美國與異質性的主要大國競爭者(同質競爭者則是日本、德國)在敵意互動中行為邏輯的一貫性;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從極性的角度來看,當前的中美關系也是冷戰時的美蘇關系之后最接近兩極結構的一對關系。除中國之外,其他次等大國要么是美國的盟友,要么距離構成全面挑戰為時尚遠,因此美國同樣有足夠寬裕的條件和資源來展開同中國的軍備對峙。[39]總而言之,這兩個案例均屬于最有利于傳統“修昔底德陷阱”邏輯的理論最可能案例(most-likely-case),同時又因為時空上的迫近(其中一個甚至就是當前)而最具相關性。

  (一)美國冷戰早期的軍備收縮與控制

  從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之間的五年是冷戰史學家們反復考察的一段重要歲月,他們關注的一大焦點是冷戰緣何發生,哪一個大國應當為此承擔更多責任。就檢驗本文提出的理論解釋而言,在這一案例中需要考察三個問題。第一,蘇聯與美國的相對力量差距是否正在迅速減少;第二,蘇聯的崛起是否讓美國感到威脅,并且自身處于防御地位;第三,在互不信任和互相遏制的螺旋中,美國是不是傾向于削減軍備,而反之蘇聯則傾向于增加軍備。下文將結合統計數據和白宮、國務院、國防部、國會的檔案文件,來對這三個問題進行回答。

  圖1是對第一個問題的直觀回答。在1945年雅爾塔會議前,美國新任總統杜魯門自信地認為未來的世界將由美國和蘇聯共同主導,其中美國將擁有85%的發言權,蘇聯只有區區的15%,蘇聯對美國的需要遠大于美國對蘇聯的需要。[40]但是此后兩國的總體實力卻開始迅速拉近。這一方面是因為蘇聯的工業能力和人口正迅速從戰爭的破壞中恢復過來,而美國則從戰時的工業生產顛峰開始下滑;另一方面是因為蘇聯進一步從波蘭、波羅的海三國、羅馬尼亞等地區獲得了疆域和人口補償。更不用提其借助二戰在東歐獲得諸多“盟友”。這一時期蘇聯的戰略表現是教科書般的崛起大國,由于工業、軍事和國際影響力都在朝于己有利的方向發展,其一面通過維持和更新軍事力量鞏固既有優勢,一面試圖與美國、英國等西方大國維持現狀。[41]與國家力量狂飆突進相應的是,斯大林于1946年2月在莫斯科選民大會上公開稱贊了蘇聯新的經濟和軍事大國地位,表示蘇維埃秩序優于其他任何一種秩序,資本主義體系的存在就等于戰爭。這一表態在美國引發了對蘇聯將借助自身實力加速擴張共產主義并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普遍擔憂。[42]到1951年時,斯大林已經很自信地認為美國在歐洲已經不是蘇聯的對手,他表示“沒有歐洲國家擁有同蘇聯軍隊抗衡的能力,這些國家甚至根本不會抵抗。美國現有的軍事力量也不夠強大……我們必須充分利用這一時期,動用所有的經濟、政治和人力推進軍隊的系統性的準備工作……只有動員全部力量,才能抓住這唯一的機會讓共產主義擴展到整個歐洲”。[43]正如圖2所示,蘇聯的這一優勢正是通過增加軍費開支、加緊軍備競賽獲得的。在1945年后,美蘇兩國都面臨著同樣的復員問題,但是美國在1945年后迅速將軍事開支削減并維持在不到原本1/4的水平。而蘇聯的軍事開支則毫無“去動員”的跡象,始終維持在比戰時更高的水準上。

  在美國看來,從1945年 1950年,美國一直處于被動防御的態勢,疲于應對蘇聯的戰略攻勢。盡管羅斯福在某種程度上認可了與蘇聯劃分勢力范圍的現實主義共存思維,但是他的這一“離經叛道”的觀念不僅在國內是少數,而且從未向美國社會公開宣示過。[44]因此,杜魯門繼任之后很快就因為雅爾塔協定中關于波蘭的“自由選舉”問題而同蘇聯發生沖突,并認為蘇聯開始“背信棄義”,違反民族自決原則,逐個攫取整個東歐。[45]在操縱波蘭和東歐選舉之后,斯大林在明知美國態度的情況下又向土耳其提出關于黑海海峽控制權的要求并炫耀武力。1946年8月7日,蘇聯正式照會土耳其要求建立蘇土共同防御機制,將西方國家徹底趕出黑海海峽。[46]此后,蘇聯還相繼策動了伊朗危機、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政變等一系列攻勢。在1949年,美國社會對自身在“冷戰”中處于“守勢”和不利地位的感知達到了高峰,其標志性事件是“失去中國”和蘇聯原子彈試驗的成功。美國國會的共和黨人自1949年開始猛烈攻擊美國國務院“放任由敵人來制訂美國的安全政策”,出賣美國的盟友,縱容蘇聯間諜的滲透。[47]在蘇聯日益強盛的勢頭之下,美國決策層的危機感也進一步增強。在1949年初開始草擬的NSC68號文件中,保羅·尼采(Paul Nitze)就積極主張世界力量的平衡已經被徹底打破,全球各國甚至美國的民主制度都已經受到蘇聯的威脅。[48]總覽1945-1950年間,相對于蘇聯,美國不僅處于明顯的守勢,前者帶來的威脅也與日俱增。也正因如此,20世紀70年代后的關于冷戰史的“后修正學派(Post-Revisionism)”日益強調蘇聯和斯大林的革命帝國主義擴張在引發和激化冷戰中的作用。[49]

  蘇聯的步步緊逼引發了美國決策者的強烈反應,但是有趣的是這一遏制政策卻并不將擴充軍備作為政策基石,相反他們執行的是一套被稱為“精打細算的冒險(calculated risk)”的政策,那就是有意識地用更小的經濟代價來應對蘇聯的挑戰,認為依靠自身的經濟潛力而非軍事實力就可以有效威懾蘇聯。[50]這一戰略的代表人物就是“遏制政策之父“”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盡管他在這一時期是最堅定的反蘇者,并因此得到了安全強硬派的青睞而擔任國務院政研署主任的要職。但是在1948年應國防部的要求進行安全環境評估時,凱南在NSC20/2號文件中指出雖然美國應該堅定地遏制蘇聯,但是蘇聯并不構成軍事威脅。其原因在于:第一,兩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已經讓蘇聯領導人認識到美國的潛力;第二,蘇聯傾向于對外國的政治而非軍事控制,并不會入侵西歐;第三,根據共產主義的理論,蘇聯的戰略機遇是要等待并促成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到來。[51]在NSC20/4文件中,凱南進一步指出遏制蘇聯的最佳手段是推動歐洲復興計劃、支持西歐聯盟,而蘇聯對美國的最主要威脅手段仍然是顛覆活動和危害經濟穩定,“過度”的軍備建設和對外援助反而不利于美國。[52]

  凱南代表的這一理念得到了美國總統杜魯門和國會的青睞,而這也被進一步傳導到了美國各部門的戰略語言當中。在白宮冷戰早期的預算編制中,美國軍事部門根據對蘇軍備競爭做出的預算遭到了總統和財政部門的壓制。從1945年到1950年間,最終的軍事預算都是由白宮規定的“預算天花板”而不是軍隊的需求所決定。[53]即使是在蘇聯擁有核武器后,美國決策層在關于重整軍備的NSC68號文件的討論中,也是傾向于否定尼采的大規模軍備的意見。在多次內部交流中,白宮預算局嚴厲批評NSC68 號文件“沒有充分考慮、甚至完全沒有考慮其所建議措施的影響……其中的嚴重錯誤在于低估了經濟和社會變革因素在當下進行的斗爭中的地位”。[54]在給杜魯門的建議中,預算局明確指出為了在“不確定的期限內”對抗共產主義,必須抵制會對“我國社會”心理和發展方面造成極大損失的“大規模動員”。必須將國防預算穩定在 130 億美元之內并且每年減少 30 億美元的對外援助。[55]事實上,這幾乎就是杜魯門本人的立場。直到朝鮮戰爭爆發前不久的1950年5月4日,他還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明年的軍事預算將比今年更小……我們不覺得有來自世界的任何警報”。當時,白宮預算局評估最壞情況下也只需要增加 10 億~30 億美元的軍費開支,只有尼采設想的總額達300億-400億美元軍事開支的1/3。[56]

  國會的狀況也與白宮大同小異,雖然自1949年后其中的共和黨人調門更高,但是他們并不愿意為遏制蘇聯多花一分錢。在1949年空軍和海軍圍繞有限軍事預算展開的競爭中,以“便宜高效”為旗幟的空軍逐漸贏得優勢。其說服國會和公眾依靠少量戰略空軍與核武器就可以有效威懾蘇聯,而不用花費巨資發展昂貴的陸軍和海軍。在1948年4月的追加軍事預算分配上,國會最新批準的近35億美元的撥款大部分給予了空軍。其中空軍獲增53000人,陸軍獲增 8000 人,而海軍則一無所獲。[57]在這場斗爭中,包括前眾議院海軍委員會主席卡爾·文森(Carl Vinson)在內的很多議員逐漸轉變為空軍的鼓吹者。后者公開表示國家不能長期花費 150億-200 億美元的軍費,必須停止海軍航空兵的重復建設,特別是超級航母項目。[58]在這種有利的政治環境下,杜魯門最終取消了海軍的“瑰寶”項目。更能說明國會心理的是,盡管共和黨控制的國會大肆攻擊國務院“丟失中國”,但是在朝鮮戰爭已經行將爆發的1950年,美國眾議院在1月還否決了國務院大力推動的對韓國的援助法案。[59]總而言之,雖然美國府會在1949年后的關系趨于惡化,但是在并行執行對蘇強硬戰略和縮減軍事開支上其實并無分歧。

  從1945年到1950年,面對著蘇聯實力的迅速增長和軍事力量的穩定上升,美國反而采取的是縮減軍事開支的政策。在5年中,僅有1948年略有增長。如果朝鮮戰爭沒有爆發,這一趨勢還將延續下去。這是因為美國決策者認識到了保持自身潛力在應對蘇聯及其革命擴張時的重要性,有意識地抵制了用軍事力量遏制蘇聯的誘惑。[60]而之所以能最大程度地堅持這一思路,是因為美國對自身存量優勢和過往成功經驗——“美國生活方式”的確信,即便這種確信本身存在盲目成分。

  (二)奧巴馬-特朗普時期的戰略收縮與軍備控制

  ……

  四、結論:大國競爭中的不對稱行為

  艾利森版的“修昔底德陷阱”并非是一個嚴密的理論假說,但是其蘊含針對守成大國和崛起大國的更加突出的安全困境卻是現實存在的。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中,發生預防性戰爭的可能性確實大大降低,但是這并沒有在很大程度上消除這種困境潛在的破壞力。一場守成大國和崛起大國之間的冷戰或者“新冷戰”完全可能為當今世界帶來全面而深刻的負面影響,而對于其中的崛起大國而言,這種冷和平是尤其需要避免的。總之,我們認為“修昔底德陷阱”的邏輯是基本有效的,但是需要進一步明確其作用的條件,即當守成大國和崛起大國在性質上存在重大差異時,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在相對實力上的接近會導致守成大國的恐懼,而這一恐懼會轉變為后者針對前者的遏制政策。但是與傳統觀點和常識不同的是,本文通過統計和案例分析指出在遏制與提防的相互螺旋中,雖然崛起大國會伴隨著自身力量的增長不斷增強軍備力度,但是守成大國卻會在某種程度上反其道而行之,通過降低軍備力度、減少軍事資源的投入比例或絕對值來提升自身的增長潛力,以期扭轉相對于崛起大國的發展劣勢。這也正是守成大國在歷史上屢次采用過的優勢策略。因此,本文的理論貢獻就是指出這一大國競爭中雙方行為的不對稱性,崛起大國要比守成大國更容易跌入軍備競賽的陷阱。這種不對稱性是由雙方的力量存量以及由此帶來的不同戰略偏好所引發的。

  這一理論發現對作為崛起大國的中國具有相當的政策意義。隨著中美關系競爭性的全面增強,中國應當認識到美國很有可能正在復制其在冷戰初期的大戰略,就是在減少軍備投入、提升長期發展潛力的同時,采取進攻性的遏制政策。面對這一政策組合,如果中國過于擔憂美國會因為中美的力量接近而發動預防性戰爭或者制造安全危機,那么就會在軍備上投入更多或者說不適量資源,這樣不僅在安全上沒有多少邊際收益,還會損害自身的長期發展潛力。因此,中國的優勢策略不應當是趁美國戰略收縮的時機快速增強自身的軍事力量、在局部地區謀求針對美國的均勢優勢,而是要適當降低對安全問題的敏感性,認識到軍備在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競爭中的有限和兩面作用,避免走入戰略激進和資源錯配的往復循環。正所謂“行有不得,反求諸己”,面對守成大國美國的恐懼和反制,中國應當在韜光養晦和全面進取之間找到一條內向進取的中間道路,不謀求在安全能力上成為與美國“對等”的軍事超級大國,以推動中國的長期發展潛力到達持續、明顯地優于美國的程度。一言以蔽之,韜光養晦無法崛起,全面突進難言和平,只有在與美國的競爭過程中內向進取,才能實現中國的和平崛起。

  回到本文的研究本身,大國競爭中的不對稱行為這一現象還有進一步深化的空間。首先,這種不對稱性并不是絕對的,在某些條件下——例如爆發涉及崛起大國的局部戰爭時,守成大國也會改變自身的策略。在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政策界爆發了針對既有政策的反思,認為既減少軍備又遏制蘇聯的政策組合導致了美國承諾和力量之間的差距,使得蘇聯在朝鮮半島有機可乘,甚至是推動了蘇聯采取冒險政策。但是在朝鮮戰爭的危機過后,美國在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的領導下,又逐漸退回到前朝鮮戰爭時代的戰略,美國的軍事開支逐年穩步下降。這一變化一方面說明不對性行為不是偶然的、而是會反復出現,另一方面也說明守成大國采用這一戰略也是有條件的,在特定環境下也會遵循相反的行為邏輯。其次,在論述守成大國為什么會采取不對稱行為時,主要是通過對歷史檔案、國家戰略和決策者講話的文本分析來加以推斷,而沒有通過定量分析的方式來進一步檢驗這一解釋的可靠性。因此,本文當前更多的還只是闡釋了守成大國的戰略選擇,對這一選擇背后的戰略心理假設,還需要進一步進行和完善對這一邏輯的檢驗。

  [1]Graham Allison, “The Thucydide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 The Atlantic, Sep 24, 2015,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09/united-states-china-war-thucydides-trap/406756/,訪問時間:2018年8月6日。

  [2]吳志成、王慧婷:《“修昔底德陷阱”對中美關系發展的非適用性分析》,載《政治學研究》,2017年第1期,第21-23頁。

  [3]蔡翠紅:《中美關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話語》,載《國際問題研究》,2016年第3期,第20-28頁。

  [4]任曉:《國際關系學的“去歷史化”和“再歷史化”——兼疑“修昔底德陷阱”》,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年第7期,第153頁。

  [5]阿普特根據等級制的程度和價值類型對國家進行分類,在等級制坐標軸的兩端分別是金字塔式的等級制和多元競爭,價值類型的兩端則是完成性(consummatory)、最終的神圣價值和工具性的(instrumental)、中間性的世俗價值。據此可以將國家分為四個理論類型。參見David Apter, The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6]斯奈德提出了國內政治中的“卡特爾化”的概念,即物質資源、組織力量和信息集中在個別狹隘集團的程度。卡特爾化的程度越高,越容易過度擴張。反之,民主制度則有利于分散的利益集團制衡卡特爾集團的利益和擴張政策互助。參見杰克·斯奈德著,于鐵軍譯:《帝國的迷思:國內政治與對外擴張》,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4頁。

  [7]王浩:《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構建:理論透視與歷史比較》,載《當代亞太》,2014年第5期,第63頁。

  [8]唐健:《權力轉移與戰爭:國際體系、國家模式與中國崛起》,載《當代亞太》,2014年第3期,第86-87頁。

  [9]Michael Tomz and Jessica L. Weeks, “Public Opinion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7, Issue 4, 2013, pp.849-865.

  [10]梅然:《德意志帝國的大戰略:德國與大戰的來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86-588頁。

  [11]戴爾·科普蘭著,黃福武譯:《大戰的起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7頁。

  [12]Robert Powell, “Uncertainty, Shifting Power, and Appeasemen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0, No.4, 1996, pp.749-764.

  [13]參見Ronald Tammen, ed., Power Transition: Strategies for the 21 st Century, New York and London: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of Seven Bridges Press, 2000.

  [14]對相關研究的梳理參見姜鵬:《海陸復合型大國崛起的“腓力陷阱”與戰略透支》,載《當代亞太》,2018年第1期,第5-6頁。

  [15]James D.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9, No.3, pp.379-414.

  [16]托馬斯·謝林著,趙華等譯:《沖突的戰略》,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5頁。

  [17]除了實力差距以外,伊肯伯里還認為霸權國的民主化也有利于解決承諾問題。參見約翰·伊肯伯里著,門洪華譯:《大戰勝利之后:制度、戰略約束與戰后秩序重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65-71頁。

  [18]Graham Allison, “The Thucydide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 The Atlantic, Sep 24, 2015,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09/united-states-china-war-thucydides-trap/406756/,訪問時間:2018年8月6日。

  [19]行為和結果的區分參見唐世平:《觀念、行動和結果:社會科學的客體和任務》,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年第5期,第39-40頁。

  [20]John Mueller, “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 Bulletin of Peace Proposals, Vol.21, No.3, 1990, pp.321-328.

  [21]Yang Yuan, “Escape both the ‘Thucydides Trap’ and the ‘Churchill Trap’: Finding a Third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under the Bipolar System,”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1, Issue 2, 2018, pp.193-235.

  [22]約翰·劉易斯·加迪斯著,潘亞玲譯:《長和平:冷戰史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92頁、第316頁。

  [23]馮維江、張斌、沈仲凱:《大國崛起失敗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年第11期,第4-35頁。

  [24]漆海霞:《大數據與國際關系研究創新》,載《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6期,第160-171頁。

  [25]包括:《國家物質能力數據集5.0》(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v5.0), Singer, J. David, Stuart Bremer, and John Stuckey, "Capability Distribution, Uncertainty, and Major Power War, 1820-1965." in Bruce Russett, ed.,Peace, War, and Numbers, Beverly Hills: Sage, 1972, pp.19-48);麥迪遜工程數據庫(Jutta Bolt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 “The Maddison Project: Collaborative Research on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67, No.3, 2014, pp.627-651);《政體IV工程數據庫》(Polity IV Project: Political Regime Characteristicsand Transitions);《戰爭相關因素數據庫》(Correlates of War)。

  [26]判斷何謂“大國”(great powers),相當程度上取決于學者的定義和歷史判斷。本文嚴格遵循《戰爭相關因素數據庫》(Correlates of War)的《主要強權地位名單》(Major Power Status Designation),只將其指定的9個大國包括在實證研究中。事實上,即便我們擴展“大國”所包括的范圍,將19世紀活躍于歐洲霸權爭奪中的荷蘭、西班牙和瑞典、以及二戰后崛起的發展中世界的區域強國如巴西和印度也涵蓋在內,本文的回歸結果也完全成立(限于篇幅并未展示在本文中)。

  [27]Nathaniel Beck and Jonathan N. Katz, “What to Do (and Not to Do) with Time-Series Cross-Section Dat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9, No.3, 1995, pp.634-647.

  [28]之所以要在穩健性檢驗中采用GDP總量來衡量國家的實力,是出于一個重要原因:本文主要依賴國家物質能力數據集中的綜合國力得分(CINC Score)來測量國家的實力。這雖然是主流文獻的通行做法,但綜合國力得分卻有一個難以克服的缺陷,那就是在1995年后中國的得分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既可能是因為綜合國力得分的指標設計存在缺陷,也可能是由于中國數據(尤其是軍事實力的統計數據)的透明度和準確性所致。但無論如何,解決這一問題超出了本文的能力范圍。為盡可能規避綜合國力得分所造成的在守成國和崛起國的識別上的問題,本文還使用了GDP總量來衡量國家實力。在這一替代性指標下,中國于2012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更符合實際情況。

  [29]豪斯曼檢驗顯示應選擇隨機效應估計量(而非固定效應估計量)。當然,學界對豪斯曼檢驗這一標準存在爭議。例如,匿名審稿人認為,究竟是隨機還是固定效應模型,在沒有明顯理論理由的情況下,應當根據樣本量以及解釋變量與個體效應的相關性水平來決定。在本文的樣本中,組(group)相對較少,而每組的樣本量相對較多,因而固定效應可能更為合適。因此,作者也嘗試了使用固定效應估計量進行估計,結果完全不變(限于篇幅并未在本文展示)。

  [30]例如,可能存在如下情況:用以測量民主程度的Polity IV指標未能提供足夠多的變異(variation),從而使其在控制了國家和年份啞變量的模型設定中容易喪失統計顯著性。

  [31]戴爾·科普蘭:《大戰的起源》,第64-69頁。

  [32]Michael Mastanduno, David A. Lake and G. John Ikenberry, “Toward a Realist Theory of State Action,”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3, No.4, 1989, p.465.

  [33]參見張斌、茅銳:《工業趕超與經濟結構失衡》,載《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3期,第80-81頁。

  [34]約翰·查爾斯·史樂文著:《“興風作浪”:政治、宣傳與日本帝國海軍的崛起(1868-1922)》第247-252頁。

  [35]梅然:《德意志帝國的大戰略:德國與大戰的來臨》,第109-第111頁

  [36]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c 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58~59.

  [37]Robert J. McMahon, “U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from Eisenhower to Kennedy,” in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288-311.

  [38]包括承認和尊重對方的勢力范圍、不發生直接軍事沖突、管控盟友的核擴散、軍備控制等,參見Joseph S. Nye, Jr, “Nuclear Learning and U.S.-Soviet Security Regi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1, No.3, 1987, pp.371~402。

  [39]科普蘭認為兩極體系中發生大戰的條件要求更低,而現代戰爭總是會經過軍備階段以增加短期優勢,因此同樣的邏輯應當也適用于軍備。參見戴爾·科普蘭:《大戰的起源》,第21頁。

  [40]Harry Truman, Years of Decisions, Memoirs Vol.1,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55, P.75.

  [41]Vladimir. O. Pechatnov,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World, 1944-1953,” in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1, pp.93-95.

  [42] Walter Millis and E. S. Duffield, eds.,Forrestal Diary,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51, p.134.

  [43]Jacques Rupnik, The Other Europe: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in East-Central Europe,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Inc., 1989, p.127.

  [44] Daniel.Yelgin, Shattered Peace: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NationalSecurity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8.

  [45]Harry Truman, Years of Decisions, Memoirs Vol.1, p.77

  [46]Jamil Hasanli, Stalin and the Turkish Crisis of the Cold War, 1945-1953, London: Lexington Books, 2011, pp.227-228

  [47]Melvyn P.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342~343.

  [48]“Memorandum by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Director of Policy Planning Staff,” February 23 1950, Policy Planning Staff Files, FRUS, 1950v01. i0008 pp.167~168.

  [49]戴超武:《斯大林、蘇聯外交與冷戰的起源》,載《俄羅斯研究》,2013年第1期,第4-5頁。

  [50]Melvyn P.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p.504.

  [51]“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Department of State, Factors Affecting the Nature of Defense Arrangement in the Light of U.S.S.R. Policies,” 25 August, 20/2 S/S-NSC Files:Lot63D351: NSC 20 Series, FRUS, 1948v01p2. i0007, pp 615~624.

  [52]"Report to President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20/4, 23 November 1948, S/S-SNC Files: Lo 63D351:NSC 20 Series, FRUS, 1948v01p2, pp.665-668.

  [53]Warner R. Schilling, Paul Y. Hammond, and Glenn Snyder, Strategy, Politics, and Defense Budge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54]“Memorandum by the Deputy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Estimates, Bureau of the Budget to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ay 8, 1950, Policy Planning Staff Files, FRUS, 1950v01. i0008, pp.298~306.

  [55]“Lawton to Truman, April 19, 1950,”Truman Papers, President’s Secretaries Files-Subject Files, box 151, folder: Bureau of the Budget, Budget-FY 1952-1953。

  [56]Michael J. Hogan, A Cross of Iron: Harry S. Trum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1945-19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303.

  [57] “19 April 1948,”Forrestal Diary, pp.418~421.

  [58]“28 July 1948,” Forrestal Diary, pp.466~469.

  [59]Dean Acheson, Presentation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87, p.358.

  [60]有觀點認為,美國減少軍事開支不是因為蘇聯崛起,而是因為二戰勝利,國家進入到和平時期。事實上,美國的復員(demobilization)在1945年時就已經部分啟動,在1946年時就基本結束,在短短一年的時間內完成了史上最龐大軍事力量的迅速縮減。因此,從戰爭到和平的轉變在1946年后已經不能解釋美國軍事開支的變化。在這一時期,最重要的并非是1945-1946年的軍費縮減,而是1947-1950年與美蘇矛盾升級相伴的美國軍費開支的穩步下降。本文解釋的正是后一現象。

  (肖河,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蒙克,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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